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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沙州“州城四面水渠侧流觞曲水，花草果园，豪族士族，家家自足，土不生棘，鸟则无鸮”，这是张义潮出生时还能勉强看到的场景，五十年过去，已经破败了很多。
晚唐宣宗时期西北沙州（现敦煌）大豪张义潮反抗吐蕃统治，并率十一州四千里江山回归大唐，这是中国古代西北历史上一件极有意义的重大事件。
张义潮本人以及详细经历，也成了各自媒体写烂了的一个题材，但很多文章忽略了以下两点，一是吐蕃在西北统治过程中对原有地方豪强体系的冲击，二是自然环境变化尤其是水资源减少对西北农业体系的影响。
（张义潮）
【唐王朝统治下的西北地方豪强，日子过得很滋润】
经过历朝历代的打击和中央集权的加强，在汉代普遍存在地方豪强，到唐代已经只是边疆地区的特例。这些地方是字面意思上的山高皇帝远，地方政府机构需要本地豪强辅助维持地方平稳，这也成为唐王朝治理边远地区的一种临时性措施。
初唐、盛唐时期，西北地方豪强积极参与地方治理，子弟大多以军功出仕，优秀人才更有机会进入国家统治上层，百多年下来，官场中的西北人已经成为具备一定影响力的政治集团。
其中还有特殊的，武则天时期，沙州大族阴氏，积极为武则天进献祥瑞、修造大佛像，武则天的回报就是当时阴氏一族数人官位高居三、四品，成为当时沙州大族之冠。
这就让沙州或者说是西北大族有个普遍共识：
要么靠子弟从军一刀一枪杀出个功名出来，沙州是战略要地，周边全是异族，打仗的机会从来不缺，仅安西、北庭、河西、陇右西部四大战区就能给这些西北汉子足够的发展空间；
要么积极向统治者靠拢，靠政治嗅觉和选边站队换一个出身，虽然名声不太好听，还要花很多钱，但牺牲的子弟少，升官速度更快。
无论何种方法，子弟出仕后都能反哺家族，都能为家族兴盛、子孙绵延贡献力量。
所以，当时西北地方豪强与唐朝中央政府是一条心的，家族有发展，子弟有上升空间，而且上面还没有玻璃天花板。
【吐蕃统治之下，西北汉人没有政治前途】
安史之乱后吐蕃占领西北和西域打断了这个过程，吐蕃人不会允许汉人地方豪强保留会对自身统治造成威胁的武装力量，汉人的优秀子弟也没有从军和出仕的机会。
吐蕃人不怕羌人、不怕突厥人、更不怕吐谷浑人，但他们对汉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这也是中原周边异族的普通看法，汉人实在太多了。
于是，汉人在西北吐蕃统治区，只能务农、从商，最多不过是当地政府的小吏，成为不断被吐蕃人剥削和欺凌的二等民族，这就是汉人成为亡国奴之后的必然结果。
如果说吐蕃等异族统治者放开对汉人的束缚，各民族平等生活，唯一的结果就是有文化、智力、技术和人口优势的汉人成为社会主体，统治民族反而会被被统治民族同化，后世满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张义潮是吐蕃统治期间出生并成长起来的，自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沙州被吐蕃占领，到张义潮起兵已过了67年，这差不多就是三、四代人。
和张义潮一样，无数汉人优秀子弟只能在农田、账目中虚度一生，本来这些孩子能当武官，能科举出仕，能彻底改变自身和子孙的命运，能让家族更加兴旺。但现在一切都不可能了，甚至在吐蕃糟糕的统治下，连生活都日益艰难。
于是，几代人积累的怒火，才有了张义潮的爆发。
（莫高窟壁画《张义潮出行图》）
【水资源日益减少，促进张义潮下了这个决心】
西北人生活水平下降，既有吐蕃人糟糕的统治水平的原因，也有自然环境变化的原因。
整个西北地区地广人稀，尤其沙州所在的河西走廊地区只有沿着河流的大小绿洲才适宜人类居住，总面积不过5%。
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不同，河流或者绿洲干涸了，游牧民族可以迁徙到另一个水草肥美的地方，而汉人自古以来就有改造自然环境的习惯，修建水渠等农田水利设施，延长了宜居地存在的时间，也使汉人农耕民族能够更稳固长久的扎根于某地。
围绕西北天然绿洲形成的汉族移民聚居地，也就成了中国古代最重视农田水利基础建设的区域。
自汉代中原移民不断向西北迁徙以来，汉、隋、唐等大一统王朝都依靠地方行政体系进行了大量水利工程建设，保水、引水、灌溉，甚至会有国家法律和地方法规强制规定如何用水。
盛唐时期沙州的农田水利建设达到了顶峰，各种人工渠总计超过700公里，这也是之后千年不曾达到的高度。
而河西被吐蕃统治之后，原本依靠国家和地方力量才能维持和发展的农田水利体系，失去了国家的支持，仅仅依靠地方民众是无力维持的，更无力扩建。
【气候周期性变化造成水资源减少】
农田水利设施只能保水、只能更好的利用水资源，不会凭空变出水来。
根据专家研究，中国古代西北地区空气中水汽含量一直在发生变化。
西北用水主要来自冰川融冰，空气中水汽含量一方面影响降水量，另一方面也会影响温度和湿度。西北地区降水量很少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但温度湿度会加快冰川溶解。也就是说，空气中的水汽含量和西北地区可用水量基本上成正比。
隋朝之前沙州地区空气含水量一直处在一个较高水平线上，汉武帝破匈奴设立河西四郡，一方面是要打击匈奴，另一方面此地适宜农牧发展，如果是茫茫沙漠也就没有必要建立统治且大举移民了。
汉代之后空气含水量逐步下降，公元400年西凉成立时期，是一个相对低位，但仍然足以维持农牧业生产。
南北朝时期空气含水量一路走高，到隋末达到历史最高峰。当时西北最强大的势力是吐谷浑，良好的气候条件给了吐谷浑蓬勃发展的时机。如果不是碰到最强大的初唐，吐谷浑可能会存在更长时间，在历史上的地位也不仅仅是个被周边强大势力反复按在地上摩擦的可怜虫。
唐代西北空气含水量一直是一个逐年下降的过程，到张义潮归义时期基本上是最低点，远比四百年前西凉时期要低，中间虽然有波动反复，但总趋势如此。
也就是说，唐代前二百多年河西走廊地区能够使用的水资源一直在不断的减少，到了张义潮的年代，已经不足以维持数万沙州子民农耕灌溉及生活用水了，这也是促进张义潮等沙州大族采取激烈手段改变当前局势的原因之一。
唐王朝统治期间，沙州人民还能依靠强有力的政府、繁荣的陆上丝绸之路来保证发展，并建设和维护大量的农田水利设施。而吐蕃统治期间，两个条件都不具备，仅仅依靠被套上各种枷锁的当地地方豪杰，已经无力维持河西数十万人口生活了。
政治上没了前途，基本生活又难以维持，沙州人只有造反驱逐吐蕃人一条路，河西大族自然成为反抗吐蕃统治的领导核心。他们有组织力，有知识，有核心人员，有财富，更是在本乡本土作战，加上吐蕃当时已经濒临分裂，缺乏足够的镇压力量，才使张义潮归义军完成了这件在吐蕃极盛时期不可能完成的伟大事业。
水资源变化不仅仅影响了张义潮，之后千多年发源于西北的各势力兴衰多少都与此有关。
张义潮之后一直到元末，西北水量有所回升，并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程度。于是，归义军比较稳定的维持住了对河西走廊的统治，直到后来被党项西夏取代。
之后明代二百多年西北水量一直很少，河西走廊当时已经几乎是明王朝统治的末端，不足以支撑国家继续向西扩张，这可能也是明代未曾涉足西域的原因之一。
（本文气候分析部分内容参考兰州大学《唐前后水系演变对敦煌发展的影响研究》，配图为原文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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